——对栗春作品的一种解读

  文 / 方志凌

栗春近期作品给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那些生长、漂浮、缠绕在人物身上或整个画面空间的如溃烂的斑痕、污秽的油渍、奇异的菌丝一般的奇异的物质形象。在当代艺术创作中，以特殊的肌理打破作品单纯完整的视觉形象的艺术手法并不鲜见，但是，栗春作品中这些奇特的物质形象却不仅仅出于对特定“肌理”所具有的丰富的视觉效果的需要，这些漫无边际地生长着、漂浮着、缠绕着的物质轻盈、眩奇、华丽，具有当下日益物质化的消费时代所特有的浮华特征，他们好似形形色色的绮丽面纱，变幻着不同作品的情绪特征与精神内涵。

  栗春近期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马、恩、列、斯、毛的肖像。对于经历那个特定的政治历史时期的人们来说，五位伟人肖像的这种组合形式是再熟悉不过的，五位伟人肖像是革命信仰的象征，肖像凝聚着一种令人景仰、使人膜拜的精神力量。自1970时代末期的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伟人肖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到19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由政治社会逐渐转化为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消费社会，毛的形象作为特定时期的象征符号被广泛地用于反讽与调侃意味的当代艺术作品中。栗春的这组五伟人肖像与那些单纯以挪揄、调侃的方式表达疏离意识形态的快意的作品相比具有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这反映了时代自身的变化——对于1990年代中期的艺术家来说，宣泄疏离政治的情绪是一种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地激情创造，而对于21世纪的艺术家来说，在经历了玩世现实主义艺术、政治波普艺术再到艳俗艺术的极端宣泄之后，在权力当局逐渐放松对艺术领域的思想监控，艺术家获得了从事艺术创作所必需的精神自由之后，在更明晰地面对了消费社会的日益物化与精神虚无之后，在目睹了各种畸形的市场因素逐渐取代官方的思想控制成为艺术发展的真正障碍之后，他们重新面对这些具有强烈的精神信仰的特征的形象的时候，内心的性感体验自然要复杂很多。

  作品时尚艳丽的色彩效果清晰地表明是从浮华的当代社会对那个信仰时代的回顾。这样的视角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联系起来。在那个信仰的时代，人们单纯、坚定的信仰换来的是不堪回首的精神苦痛；而在当下这个后意识形态的消费时代中，人们享受着更多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丰裕，然而，对于那些有着内在精神追求的人们来说同样承受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内心苦痛——一种心为形役、精神虚无空落的痛苦。栗春作品浮华艳丽的色彩，平滑时尚的质感和那些漂浮缠绕的奇异的物质形象表达了一种精神上的双重消解——一方面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亵渎、消解了凝结在这些伟人肖像中的精神信仰，另一方面，伟人们伟大的精神与博大的情怀在审视着、考问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虚无。作品中那些漂浮缠绕的物质在这种悖谬的情境中显露出一种沉重、伤感而又荒谬的诗意。

栗春的近期还描绘了一批傻笑的人物：过去的政治人物毛泽东在傻笑、不知名的人物在傻笑。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傻笑的人物形象与岳敏君著名的傻笑人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不同的是，岳敏君的作品更多地表达了个体面对一种荒谬的而又强横的外在主宰力量的无能为力，栗春的作品则展示了一种置身于日益物化和精神虚无的时代的痛楚与无奈，是前面一组作品所表达的精神痛苦的变相与延续。

栗春在另外一批作品里更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生命存在的痛苦体验。这些作品描绘的是一些以不同的方式撑满画幅的男性头部形象，他们神态各异，有些似乎在无言中忍受内心的伤痛，有些似乎在茫然无助中无神地瞥视，有些似乎在痛苦中哀号，有些似乎在愤懑中追寻……

生命存在的痛苦体验是艺术不朽的主题。栗春这些作品对精神痛苦情状的描绘尽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却不是真正令人耳目一新的创造。这些作品真正有新意的是这种精神痛苦的呈现方式。艺术家并没有用最极端的手法渲染人物精神痛苦的外在情态，而是将他们置身于一种华丽、迷幻的具有强烈的时尚特征的视觉氛围中。这华丽、精致、迷幻的视觉效果与人物内在的精神状态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使得作品的外在形式与精神内涵之间产生出一种强大的张力，于是，那些生长、漂浮、缠绕在人物头部的奇异物质就具备了相互悖逆的多重隐喻功能：一方面，这些漫无节制的物质形象自身可以看作是人物内心痛苦的表征，是内在精神伤痛的形象外化；内在的精神痛苦不仅在对人物外部形态的描绘中得以展现，更是通过这些起义的物质形态以象征的手法巧妙有力地渲染出来。这正是这些作品与传统表达方式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这些奇特的物质形态特有的“肌理感”是他们天然地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特质；华丽、精致、迷幻的视觉肌理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审美期待，作品内在的苦痛却在这样的审美追诉中被悄然遮掩。

另一组描绘同一个老年形象的作品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内涵。在这组作品中，那些奇特的物质漂浮在整个画面中，人物则凝神注视着这些在空中游离、飘荡的怪异物体。在这里，漂浮物不再是人物内在精神的外化物，而是某种人们必须面对和极力穿越的魔障。作品中人物憔悴而又专注的情态与那些毫无象征特征、肆意蔓延的漂浮物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漂浮物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漂浮物在这里所隐喻的显然是人们必须面对的一种缥缈而又强大的险恶无情的客体存在。它们所指相当模糊，可以使某种社会存在的隐喻，也可以是存在于个人自身的人性阴暗面的象征。从人物憔悴而又专注的神情中可以看出这种的存在体对个人精神世界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人们的激情状态与漂浮物毫无情感的肆意滋蔓的独特组合方式使作品具极为强烈的精神感染力。

栗春描绘的女明星系列则集中表达了艺术家对娱乐明星为表征的当代精神贫弱的文化和浅薄媚俗的恶劣趣味的不满与批判。这种不满情绪和批判的态度仅仅从作品形象的描绘方式中就能清晰地呈现。艺术家选择的是明星们或浅薄媚俗、或故作深沉、或搔首弄姿、或麻木冷漠、或憔悴失落的种种不堪情状，这种从人性的角度所作的冷峻的精神分析驱散了明星身上的人造光环，厌恶与同情、鄙夷与叹息在作品中相互交织。而那些缠绕在明星脸上的迷幻、游离的线条和那些如溃烂疮口似的斑斑点点则在强化艺术家内在的批判态度的同时也渲染了一种感伤的诗意。

栗春这批近作所涉及的主题相当宽泛，在个人内在的生存体验、对外在世界的敏锐洞察以及对生命本质与欲望的探寻等方面都有所涉猎。然而，所有这些不同主题的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达出处身于高度物化的、精神虚无的时代的人们体验到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感受与精神症候，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独特的情感特征。一方面，艺术家体验到一种沉重的精神苦痛，另一方面，艺术家显然意识到这种精神苦痛独特的时代根源性，它们无法简单地归结，无法化约，甚至无法尽情地宣泄。这正是艺术家本人，甚至是整个当代艺术所面临的尴尬境遇。在对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追溯与情感体验中，艺术家最终体验到一种荒诞的悖谬、沉重的虚无和深沉的无奈，这使得艺术家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中最终发出的不是振聋发聩的高亢之音，而是将这种无法解脱的精神苦痛隐含在一种华丽的视觉隐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