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杰出的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和政治家，哪怕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有着忧郁气质，实际上有些还患有忧郁症。

——亚里士多德

丢勒《忧郁》

德国画家丢勒有一幅《忧郁I》。画中的天使郁郁寡欢地坐在墙角，左手托着脸颊，右手持着圆规，首如飞蓬，脸色青黑，似乎郁结着黑胆汁。他的周围散布着各种科学工具，例如天秤、沙漏、圆球、菱面体和一幅令人费解的四阶幻方。这些富有创造力的玩具，却再也提不起主人公的兴趣。旁边的守护神（genius）也撅起小嘴，一起陷入沉思。一只蝙蝠举起一条横幅，揭示出整幅画的主题——忧郁。

正如这幅画展现的一样，忧郁与创造力之间，似乎有着一层扑朔迷离的联系。历史上诸多才华横溢的创造者，仿佛受到某种诅咒，常常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如影随形。他们落落寡合，离群索居；他们忧郁、酗酒、滥用毒品。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几乎所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以多愁善感的敏感神经为荣，自嘲为“忧郁的疯子”。他们是值得同情的一群人，因为即便他们创造了无数的文明遗产，自己却始终处在痛苦的精神折磨中。如果列出“抑郁症”艺术家名单，它将非常非常长：

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俄罗斯作家，患有抑郁症，酗酒成性。

梵高自画像

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荷兰印象派画家，据说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和躁郁症。

悲伤会永远持续。

——梵高生前最后一句话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妻子和女儿相继离世后，马克·吐温一直被抑郁症折磨。

赫尔曼·黑塞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著名的作家和画家，曾在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患有临床抑郁症。

毕加索

帕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西班牙画家和雕刻家，患有临床抑郁症。那么，究竟是因艺术而抑郁，还是因抑郁而艺术？

艺术家就像是个装满情感的容器，这些情感可能来自天空，来自大地，来自一片纸屑，一抹人影，甚至是一张蜘蛛网。

——毕加索

抑郁与创造力的关系

早在1987年，爱荷华大学的南希·安德烈亚松（Nancy C. Andreason）就调查了30名创造性的作家和30名作为对照的普通人，发现80%的作家都经受过精神疾病，特别是双相情感障碍和重度抑郁的困扰，而只有30%的正常人有此经历。1995年，肯塔基大学的阿诺德·路德维格（Arnold M. Ludwig）发表了一项涵盖1004个人的生平资料的研究。这些人是20世纪的佼佼者，来自艺术、科学、政治，商业、军事等各个行业。统计发现，他们患有心理疾患的比例显著高于正常人，如酗酒、吸毒、抑郁、焦虑、自杀等等。仅抑郁症一项，就纠缠过50%的艺术家，46%的作曲家和47%的小说家。这一比例在诗人中高达77%。

埃德加·德加，《苦艾酒馆》，1876

也有研究者从情境的角度探讨忧郁与创造的关系。哈佛大学莫杜配·阿基诺拉（Modupe Akinola）等人的一项研究，首先测量了参与者唾液样本中的脱氢表雄酮（DHEA）含量。这种由肾上腺分泌的甾体激素，在人体内含量越低，人就越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接着，参与者随机分为三组，做一个模拟面试的自我介绍，施测人员分别给予赞许、否定或不做评价，引发参与者的积极、消极或中性情绪。最后，参与者创作一幅艺术拼贴画，由当地的一些艺术家来评判其创造性。研究发现，被否定而引发消极情绪的参与者的作品，比积极情绪的更富有创造性。而且，他们之中体内DHEA含量越低，引发的负面情绪就更加强烈，表现的创造性也更高。

也有人不支持抑郁有助于创造力

但是，依然与这一观点针锋相对的相反声音：抑郁通常让人情绪低落，兴趣减弱，活动降低，这样的状态恐怕并不适合创作。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凯·贾米森（Kay R. Jamison）就认为，是双相情感障碍，而不是单纯的抑郁，能够诱发高创造力（她本人也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她将包括梵高、拜伦在内的众多艺术家生平的情绪状态与他们的创作产量对比，发现当情绪转变时，例如从抑郁转为正常，或是从正常转入躁狂阶段，常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例如，德国作曲家舒曼在躁狂阶段写下了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可在抑郁发作期间却沉寂无声。

2005年，雪城大学保尔·威尔哈根（Paul Verhaeghen）等人的一项研究，调查了99名大学生现在和过去一年的抑郁倾向、创造性的兴趣与行为，以及他们自我反思的倾向。数据显示，当下的抑郁倾向与创造性并无关联，这也从侧面支持了“积极情绪促进创造力”的观点。研究者认为，遭受抑郁困扰的个体更容易自我反省，再进一步促进创造力。也许正是他们对生活抽丝剥茧的思索，给创造活动提供了更多素材和灵感。

G•F•瓦茨，《希望》，1886

如何界定抑郁与创造力的关系依然存疑

如何看待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些心理学家决定综合两方的证据。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卡斯滕·德勒（Carsten K. W. De Dreu）等人提出的“双通道模型”认为：

消极和积极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方式不尽相同。当情绪激活到一定强度后，正面的情绪能让人活跃思维，开阔思路，提高信息的加工速度，从而引发更高的创造力；负面的情绪尽管会让思维的范围和灵活性受限，但可以提高思考的持久性，在任务上坚持更长时间。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雷纳德·弗里德曼（Ronald S. Friedman）等人则认为：

不同情绪下，不同的任务设置引发的动机也不同。在娱乐而搞笑的任务中，积极情绪会使人感觉安全，促使人们寻找新奇的刺激，比消极情绪更能提升创造力；在严肃而重要的任务中，人们更关注问题的解决，消极情绪反而在增加创造性上更胜一筹（在实验中，他们甚至用Comic Sans MS和Arial的字体来强调任务情景的搞笑或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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